?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領袖詩人，在他與詩結緣的一生中，不僅創作了許多雄闊奇瑰的詩詞佳作，而且結合自己豐富的筆耕實踐以及長期研讀中國古代典籍和詩詞曲賦的心得與收獲，留下了一系列有關詩詞創作乃至詩歌史建構的精辟觀點和獨到看法。這些因詩歌而成的真知灼見，既有強勁的現實意義，又有豐沛的歷史內涵，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在詩歌領域的創造性運用，因此有必要加以認真總結和深入研究。在這方面，梅岱同志最近撰寫并發表的《毛澤東的詩詞觀——讀書札記》（載《中華詩詞》2023年第6期，以下簡稱《詩詞觀》）一文，材料翔實、思路別致、觀點新穎、論述周嚴，很值得創作界和學術界予以充分關注與細致揣摩。

　毛澤東論詩的兩大“特別之處”

　　毛澤東的詩詞論風標踔厲、博大精深，不過論者很少就此寫成專門文章，而是更習慣于將其化作相關的文章評點、著作批注、會議講話、朋友書信和訪談問答等等，灑脫而自然地出現于不同的場合。這便要求今天的研究者在學習領略毛澤東詩詞論時，首先要有一種系統眼光和整體認識，要對研究對象形成一種全面的理解和深切的把握，《詩詞觀》很好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文章開篇處，作家從毛澤東作為詩論主體特有的身份和資質出發，鄭重提出其論詩的兩大“特別之處”：

　　首先，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品評詩人和詩詞作品的”?！案窬?、視野、胸襟、氣度決定了他的詩論往往不是就詩論詩，不是純美學、純藝術的評點和解讀，而是政治觀、大局觀、審美觀的結合?！?/p>

　　同時，毛澤東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自己寫詩詞，有著豐富的創作經驗，也就是我們說的‘發言權’……毛澤東以自己的創作經驗來論詩說詩，因而他的詩論有著更強的說服力”。

　　以上兩點高屋建瓴而又切中肯綮，其敏銳而精到的見解，不僅在知人論世的意義上凸顯了毛澤東詩詞論的鮮明個性和根本優勢，而且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為文章本身注入了清晰的視角脈絡和強勁的文心向度。

　　《詩詞觀》以毛澤東談詩的九句經典短語作為文章的小標題，進而從這九個方面展開闡述、結構全文。這樣的謀篇布局乍看仿佛各節之間文思自足、相對獨立，只是當我們一旦引入作者關于毛澤東屬于大政治家和大詩人論詩這兩個基本觀點，即可發現，文章九個方面的論述實際上是雙管齊下、雙線延伸，立足不同的方位或層面，交替演繹和不斷深化毛澤東論詩的主體特征，進而彰顯其作為精神底色的大政治家風范和大詩人胸懷。

　　在作者看來，“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畢生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奮斗，人民至上是他的使命和初心”。因此“詩是人民創造的，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構成了毛澤東詩詞觀中最具根本性的思想。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他明言“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他強調詩“要寫重大題材”，“要反映人民生活”和現實斗爭，詩的源頭活水就在人民的生活和創造之中。他指出：“魯迅的詩是為中國人民寫的?！薄耙磺泄伯a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彼J為“格律詩是打不倒的”，因為它“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倒是“現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顯然，毛澤東高揚的把詩詞和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大政治家的詩詞觀，不僅連接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意志和命脈，而且最終揭示了詩歌發展前行的動力和關鍵所在，是毛澤東詩詞論的本質性和標志性特征。

　　作者通過研讀《毛澤東年譜》發現，毛澤東以詩詞反映人民的悲歡、抒發人民的情懷，但不曾因此就忽略詩詞的藝術表達和審美特質，相反他很重視詩詞的創作規律和藝術品質。他指出，格律詩的“格”與“律”是歷史的產物，是約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則就成了順口溜。他欣賞古人所說的“詩言志”，稱贊明代楊繼盛所寫的“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是“有此志，乃有此詩”。他認同司馬遷對《詩》三百篇的評價，進而加以引申：詩三百篇“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他還先后提出，“詩貴意境高尚，尤在意境的動態變化”“為詩不易”“詩貴改”“詩有達詁”“詩不宜注”等若干頗見詩家三昧的觀點。此時，一位大詩人特有的精深學養和行家眼光豁然紙間。這無疑大大強化了毛澤東詩詞論的理論深度以及精彩性和說服力。

　　敏銳的眼光和辯證的意識

　　對于毛澤東的詩詞論，《詩詞觀》除了從整體上加以研讀和把握，還注意從不同的層面或視角入手，展開細致梳理和深入闡發，其中圍繞論者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一些觀察和論述，言他人之鮮言，具有值得重視的建設意義。

　　第一，文章作者認為，就思維方式而言，毛澤東的詩詞論目光銳敏、觀點明確、抑揚昭然，但同時又貫穿了鮮明的辯證意識和徹底的求實精神，這使他得出的觀點和結論既清晰明快，又科學精當。譬如，在談到詩歌的發展時，毛澤東一貫主張“以新詩為主體”，“年輕人學詩就學作新詩”，但同時又不諱言“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覺得新詩“太散漫”、“不成形”，因此，希望新詩作者能學習“格律詩的含蓄凝練”，從而使古詩成為新詩發展的資源之一。當然，格律詩本身也“要發展，要改革”，不斷推陳出新。再如，在創作方法上，他一向提倡“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但也多次講到，“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文學和藝術”。還有對詩人和作品的評價，他亦堅持實事求是、褒貶恰當。他告訴劉大杰：“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庇终f：“《無題》詩要一分為二，不要一概而論?！奔词箤δ咸评铎系脑~，他雖不喜歡其風格柔靡，但對其意境和語言還是贊賞的。如此這般的論述，說明毛澤東將對立統一規律嫻熟自如地運用到了詩詞論中。

　　在這一維度上，文章作者還發現了毛澤東詩詞論的一個重要特點：作為擁有豐富創作和閱讀經驗的大詩人，毛澤東當然有自己的審美興趣和藝術偏好，他談詩論詞并不掩飾這種興趣和偏好，但也從不把這些推向絕對與極致，更不把這些同時代呼喚、現實訴求對立起來，而是注重從歷史的大背景和大趨勢出發，堅持用客觀理性的態度，公允恰當地評價詩詞作家和作品。在文章中，作者幾次談到這種情況：就個人興趣而言，毛澤東比較喜歡“唐人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而對于杜甫則有所保留，“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不過在若干公共場合，在談到詩歌的人民性和民族性、詩歌語言的大眾化和口語化等問題時，他仍然充分肯定了杜甫的貢獻和不朽。由此可見，在個人興趣和文藝倡導之間，毛澤東劃了一條恰當的富有張力的界限，而這正是一個偉大的領袖詩人的重要標志。

　　第二，文章作者注意到，在毛澤東詩詞論中，精彩論斷和新穎觀點屢屢可見。這些論斷和觀點涉及詩詞創作和欣賞的諸多方面，但在研究方法上又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無論解剖現象還是揭示規律，都不喜歡作空泛抽象的概念演繹，而是大都建立在對具體作家作品以及文學史實的分析、品鑒乃至考證上，從而呈現出論據對論點的強力支撐，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論述的縝密和結論的有力。譬如，在談到詩以“舊”“新”做劃分的“不科學”時，論者便拿來杜牧的《秋夕》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作為例證，指出其中舊詩的新意猶存和新詩的“何新之有”。關于詩詞風格，他認為應當兼收并蓄。他從自己閱讀范仲淹詞《蘇幕遮》和《漁家傲》的感受說開去，指出這兩首詞“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而自己則是“偏于豪放，不廢婉約”。為了探討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中“兒童相見不相識”一句的“兒童”究竟是不是詩人的子女，進而搞清楚古代官吏是否禁帶眷屬的問題，毛澤東甚至不憚其煩，翻檢《全唐詩話》，直至找到可信的材料和滿意的答案。這些細節描述，展現了毛澤東嚴謹扎實、一絲不茍的學風，而且再度傳遞出文章作者為描繪文化巨人的詩學光譜所付出的良苦用心和切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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