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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系列”小說集《瓦貓》:葛亮的敘事新變
                來源:文藝報 | 作者:林培源  時間: 2022-09-26

                  《瓦貓》是葛亮最新創作的“匠人系列”小說集,收錄《書匠》《飛發》和《瓦貓》三篇作品?!稌场穼懶屡f兩派“古籍修復師”,故事橫跨南京、香港兩地,是為“江南篇”;《飛發》則是“嶺南篇”,聚焦上?!袄戆l”與香港“飛發”的爭奪及興衰,映照全球化時代的市井民心;《瓦貓》更是將目光遠拓至西南邊地,在動蕩時代中鉤沉瓦貓的歷史,以此成就“西南篇”。熟悉葛亮的讀者不難從中讀出似曾相識的風格,如典雅雋永的語言,對人情世事的細描等,但真正令《瓦貓》脫穎而出的,則是“主題”的統一性和敘事的獨具匠心。

                  一

                  對人心與世情、藝與道、記憶與技藝等關系的書寫,是“匠人系列”傾注的主題。葛亮常年游走各地,他對南京、香港兩地的書寫和思考,在新作中以舉重若輕的方式體現出來。他坦言,起筆寫《書匠》,得益于救護祖父遺作《據幾曾看》手稿時接觸了“古籍修復師”的行業——“不遇良工,寧存故物”便成為《書匠》的題眼。

                  敘事方式上,在這部作品中,葛亮對“物”有了更圓熟的書寫:“古籍”(《書匠》)、Boker與“孖人牌”剃刀(《飛發》)、瓦貓(《瓦貓》)等“物”的存在不單是“知識性”的物質載體,而是呈現了“經驗記憶”與“文化記憶”的辯詰。

                  “經驗記憶”指留存于個體經驗中的“記憶”,而“文化記憶”則指向未來,依靠物質媒介或政治政策的引導,具有導向和目的性(集體記憶的生成也有賴于此)。但“匠人系列”并沒有對“經驗記憶”與“文化記憶”做生硬切割,而是呈現人置身歷史漩渦中如何自處與抉擇?!巴哓垺笔窃颇蠞h族、彝族和白族的鎮宅獸,它既有寄托哀思的紀念價值,又是敘事的牽引物。產自昆明一帶的瓦貓,卻現身迪慶藏族自治區,且與紀念山難逝者的石碑鑲嵌一起,本身就顯得怪異?!锻哓垺氛纱饲腥?,借敘述人“我”(毛果教授)為仁欽奶奶遞信、尋瓦貓制作者為線索,串聯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歷史記憶。葛亮將虛構人物嵌入歷史,賦予他們以血肉之軀,也借著對動蕩時代(抗戰和“文革”)的勾勒,將瓦貓塑造為經驗記憶與集體/文化記憶互相較量的“場域”。在看似穩固的敘事中,《瓦貓》流淌著某種岌岌可危的氣息:舊城改造(推掉舊宅、興建地鐵)始終籠罩著小說,而鑲嵌在舊宅屋頂的瓦貓,則因久遠的儀式、神秘的民俗性而淪落為歲月淘洗后的殘存物?!锻哓垺肥菫闉l臨消失的時代“復魅”。

                  二

                  “拜師學藝”是另一敘事亮點?!锻哓垺分袑帒堰h的“拜師”既有“民俗學”的意味,亦和“家人父子”的倫理密切相關,這點在寧懷遠、榮瑞紅和祖父榮老爺子三人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榮老爺子授予榮瑞紅造瓦貓的手藝,又試圖以家長制的權威反對榮瑞紅和寧懷遠相戀。書生(寧懷遠)學制瓦貓,與榮瑞紅因爺爺反對她和懷遠的戀愛而賭氣關在作坊摸黑“盲制”瓦貓,是小說中關于匠人如何學成的對照書寫。這也說明,手藝需要時間和精力才能練成,手藝人獨特的感知和審美造就了“一貓一態”,遠非機械生產可以比擬。

                  在《書匠》(其中專辟了“徒弟”一節)和《飛發》中,“拜師學藝”也有所敷陳,彰顯的是全球化時代的新舊/東西沖突(《書匠》中以老董和師承西洋古籍修復術的簡女士為比對、《飛發》則是上海理發和廣東飛發的對立)等大敘事之間的拮抗。

                  譬如《飛發》對“家人父子”(師徒關系)的處理就極富戲劇性:翟玉成的“樂群”理發室是典型的廣東“飛發”,無論手法抑或服務都散發著粵地的“街坊精神”。但莊師傅(上海理發公司“溫莎”老板)卻對“飛發”不屑一顧。小說中,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風尚,他和父親翟玉成對理發有著截然不同的體認,他的發廊繼承的是上海理發的手法,而父親卻守舊得很,幾十年如一日剪的都是“陸軍裝”和“紅毛裝”。當得知兒子拜入莊師傅門下時,翟玉成和翟康然要斷絕父子關系??梢哉f,“理發”與“飛發”之爭不僅事關商業利益,也事關“匠人”的尊嚴,更寄托了作者對上海、香港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

                  三

                  “匠人系列”的敘述人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橫跨東西兩地,如果說“嶺南篇”“江南篇”“西南篇”不過是抽象的地理劃分,那么真正浸潤其中的,是由不同地方經驗疊加、糅合而成的“小說地方志”?!皣惺?,地有志”,方志或地方志乃記錄地方自然、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的書籍文獻,但這里的“小說地方志”有別于借鑒志書框架及編纂理念而寫成的“方志小說”?!敖橙讼盗小辈痪心嘤谝粫r一地,而是將不同的區域文化、人文地理加以串聯和勾勒,展現出一幅小說地方志的全景圖像。

                  在《書匠》中,守舊的修書匠老董看不慣時興的新技術,“文革”時他受革委會逼迫寫檢舉材料,使得“我”的祖父被革職,自己也因此離開修書業,以擺攤修鞋為生?!拔母铩焙?,老董答應圖書館的請求回來修書,是帶著贖罪之意的,對他而言,修書更像是修復歷史中失落的世道人心。借此,《書匠》不僅揭開了心靈的傷痛史,更引出南京世俗生活的一面:老董用西瓜瓤祛除書頁磨痕,帶女兒元子和毛果到南京郊外“看秋”、撿橡碗做修書染料等情節,不啻于某種方志,并且是文學化了、日?;说姆街緯鴮?;《瓦貓》中對迪慶藏族自治區與昆明等地的民俗、飲食、語言的描繪,以及《飛發》對上海理發的行業規矩、粵地“飛發”行話、“香港精神”的刻畫(小說中支撐翟玉成和妻子鄭好彩生存下去的,便是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港人精神),也是活生生的“小說地方志”??梢哉f,借著對父輩“發家史”和“興衰史”的書寫,葛亮將筆觸延伸進香港的當代社會史,由此打通內地與香港的歷史聯動。

                  “匠人系列”的取勝之處,就在于不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識和歷史掌故,而是將筆力緊緊傾注在“人”身上:看似冷峻,實則飽含修書熱情的簡女士,執著而隱忍的老董(《書匠》);講排場、刻薄的莊師傅和執拗、不服輸的翟玉成(《飛發》);質樸又有擔當的榮瑞紅,書生氣又不失士人風骨的寧懷遠(《瓦貓》)。葛亮寫人,擅長用“對照”手法,上述所舉的形象不僅是“圓形人物”,而且是“對位式”的,在這些人物身上,小說家寄托了其對不同時代、世道人心的體恤和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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